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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垃圾分類應該避免幾種傾向
2019-10-25 16:30:06來源:中國建設報    作者:劉建國

(作者為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所長)

推進垃圾分類工作,關鍵是要加強科學管理,形成長效機制,推動習慣養成,提升社會文明水平,帶動綠色可持續發展。我國垃圾分類已逐步邁入法治化、制度化、常態化的軌道,政府推動力度不斷加大,全民參與的氛圍正在形成。

推進垃圾分類要避免消極應付、得過且過的態度

垃圾分類已成為我國政治自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文明的標志和要求,是必須承擔好、履行好的一項歷史責任,不容敷衍塞責。以前,部分試點城市推動垃圾分類,由于法治、制度、文化、設施等各方面的條件不成熟,推動工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的情形較為普遍。認識上不到位,工作上自然消極應付,垃圾分類工作必然裹足不前,舉步維艱。進入新時代,我國推行垃圾分類的軟硬件條件已經有了顯著改善,決不能用老眼光看待、用老套路對待。新形勢下垃圾分類不是要不要推的問題,而是如何將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抓實辦好”的問題。

推進垃圾分類要避免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追求

垃圾分類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完整鏈條、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和分工合作的責任體系。“鏈條”、“系統”、“體系”的構建絕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續努力,不斷完善,這意味著垃圾分類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動態過程,要經歷起步、發展、成熟三個階段。我國現階段雖然已經基本具備了推動實施垃圾分類的軟硬件條件,但大多數城市仍處于垃圾分類的起步階段,只有部分城市達到從起步向發展過渡的階段。處于起步階段的城市,居民的分類意識相對薄弱,后端分類處理設施較為匱乏,導致前端的不必要、做不到細分,只能采取大類粗分方式,需要先動員居民參與分類,再隨著分類處理設施的不斷完善逐步細化分類要求;處于過渡階段的城市,基本建成了后端分類處理設施,但能力還不充分,需要進一步提升,結構還不合理,需要進一步優化,對居民源頭分類投放的要求也應基于設施的能力與結構量力而行,逐步提升。

追求處理能力與結構不相匹配的虛高指標,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指標繼續升高,則處理缺口越來越大,付出高昂成本得來的分類垃圾依然需要進入焚燒廠、填埋場處置;指標出現下降,則表明分類效果出現倒退,難以讓社會各界滿意,民意可能出現反彈。這種情況下,不管指標是上升還是下降,都會損害垃圾分類的可持續推進。

推進垃圾分類要避免盲目跟風、生搬硬套的做法

我國各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差異較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各個城市推行垃圾分類必須結合各自的定位與特點,采取因地制宜的做法。一些發達國家,乃至同一國家的不同城市,垃圾分類已成為標配和常態,但分類方式與推行方法卻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發達國家先進城市垃圾分類的方式方法是經歷了多年探索才形成的,是多目標尋優的結果。我國的城市,特別是超大、特大型城市推行垃圾分類,應自覺對標發達國家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可比性較強的特定城市,借鑒其成功經驗,學習其可行做法,逐步形成符合我國不同城市定位與特點的垃圾分類多樣化方式方法。我國部分垃圾分類先行城市在過去多年的探索實踐中,初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城市定位與特點的方式方法,應該在鞏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逐步補齊短板、打通鏈條、構建體系,建立我國不同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城市垃圾分類的各色樣板。垃圾分類推進相對滯后的城市應該積極向先進城市學習,但不可盲目跟風、生搬硬套。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推進垃圾分類要避免轉嫁責任、依賴市場的模式

垃圾分類工作推動的核心任務是分類鏈條上不同利益相關方責任的界定與履行,分類投放是作為垃圾產生者的居民的法定責任,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是政府以及與政府建立相關合同關系的垃圾收運處理企業的法定責任,而源頭減量則是生產及服務類企業、居民、公共機構等應盡的社會責任。不同利益相關方所承擔的責任之間應該具有清晰的邊界,不可模糊和混淆。在推動垃圾分類時,熱衷于采用市場化方式,取得“短平快”成效,實際上是將自己應該承擔的推動責任轉嫁給了企業,有些轉嫁是合理的,有些則未必合理。市場化無疑是促進垃圾分類的有效機制,有助于加快分類進度,降低分類成本,便于監管考核,但是合理市場化的前提是能夠促進居民履行源頭分類投放責任,范圍應限于收集、運輸、處理環節。一旦企業跨界代替了居民的源頭分類工作,垃圾分類實質上就變成了“政府出錢,居民旁觀,企業分類,交差了事”,看似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難度,短期之內取得了亮眼的成績,實則非常不利于居民履行責任,養成習慣,也不利于政府強化基層社會治理和城市精細化管理,當然也不可能起到提升社會文明水平的應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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